北京治痤疮好医院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89204421470077907&wfr=spider&for=pc顾维钧曾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发表重要演说，也曾助力中国跻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与各大国共同起草《联合国宪章》，其外交才能在20世纪初积贫积弱的中国极为突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多年潜心研究顾维钧，以详实的材料“浅入深出”地介绍了顾维钧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还原了“以公理争强权”的一代外交家风采。
本文整理自金光耀教授的线上讲座“顾维钧：以公理争强权的外交家”。该讲座系“纽约聊斋·云沙龙”“民国名人”系列讲座之一，由美国福坦莫大学洪朝辉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唐启华教授与谈。金光耀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中国当代史，著有《顾维钧传》《一代外交家顾维钧》等。唐启华教授专注于北洋时期外交史，著有《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洪宪帝制外交》等。
金光耀教授讲座开始前，主持人洪朝辉教授介绍了系列讲座的背景：“民国名人”系列讲座已经举行了六次，并将陆续推出多次有关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之所以选择“民国名人”作为主题，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各个领域充满着多元转型，短短38年间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迁，这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此外，民国史为中外各界提供了五彩缤纷的研究课题，学者们可以各取所需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而以名人为窗口反射重要的历史时期，可以在知识传播的同时增加趣味性。
金光耀著，《一代外交家顾维钧》，上海辞书出版社，年8月出版，年再版。金光耀教授首先概述了顾维钧的生平事迹。顾维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担任过驻美、法、英三国的公使和大使，出席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与旧金山会议，并做出重要贡献。顾维钧还曾担任过北洋*府的外交总长和南京国民*府的外交部长。此外，退休后顾维钧还在国际法院担任了12年法官。金光耀教授在年所作的传记中将顾维钧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后来这一称谓广为流传。关于顾维钧在中国近代外交中的地位，《顾维钧回忆录》的参与编撰者、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曾提出，中国近百余年来，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李鸿章和顾维钧。唐德刚之所以称顾维钧为“半个”外交家，是因为他认为顾维钧没有外交决策权。而同样研究过民国外交的著名学者资中筠从外交作为的角度评判，认为以顾维钧的外交表现，无论如何当得起一个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在北洋时期，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兼国务总理，有较大的自主裁量权，并亲自做出重要外交决策，如年废除《中比通商条约》，年罢免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ArthurAglen）等。早年经历
顾维钧出生在一个官商家庭。他的父亲顾溶受宁波帮商人朱葆三提携，与晚清重要官僚盛宣怀、上海道台袁树勋建立了联系。在盛宣怀的推荐下，顾溶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总办。因此，顾溶为顾维钧提供了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在*商两界周旋的丰富经历也对少年顾维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金光耀教授展示了三张顾维钧年纪尚小时的照片：
顾维钧幼年时的全家福第一张是顾维钧幼年时的全家福，照片摄于年之前，因为当时他的祖母还在世。照片中后排从左向右是顾维钧的姐姐、母亲、祖母、父亲、大哥，前排从左向右是顾维钧的妹妹、顾维钧本人和顾维钧的二哥。
少年顾维钧第二张少年时期的顾维钧穿着长褂，留着清人的长辫，却手扶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常见。金光耀教授认为，这反映了身处传统社会的顾维钧对外来新事物的向往。
青年顾维钧第三张照片，顾维钧着西装、戴领结、穿皮鞋，一副洋场少年的派头。这些照片摄于上海“宝记”照相馆，在清末民初，到这家照相馆拍照是一种风尚，从中可以看出来自租界文化的影响。在租界生活的另一影响则是顾维钧感受到了列强在中国享受的特权。顾维钧晚年回忆，在中西书院读书时，每周六从虹口坐*包车回家。有一次经过外白渡桥时，后面有一英国人赶着去看赛马，便用鞭子抽打*包车夫，嫌他走慢了。顾维钧当时感到非常愤怒，质问英人“Areyougentleman？”在租界成长的顾维钧不仅有对西方文化的向往，民族主义意识也渐渐觉醒。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与民族主义意识同时进入顾维钧的心中，交融汇合，形成了金光耀教授称之为的“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这在顾维钧年少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不会褪去的底色。顾维钧16岁时去美国读预科，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学习能力很强，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一学期虽然成绩不佳，但后来进步显著。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时光对顾维钧后来的外交活动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流的师资不仅培养了顾维钧的国际法基本学识，而且给他带来了十分广阔的人脉。顾维钧的导师约翰·穆尔（JohnBassettMoore）不但是知名国际法专家，还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处理过美国对华事务。此外，顾维钧选过当时初出茅庐、后来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比尔德（CharlesAustinBeard）的几门课程，他的宪法课老师是后来担任袁世凯*府法律顾问的古德诺（FrankJohnsonGoodnow），欧洲史的老师是后来随行参加美国巴黎和会代表团的肖特维尔（JamesThomsonShotwell），等等。
顾维钧与导师约翰·穆尔顾维钧也积极参与各类课外活动，如进行演讲比赛、组织中国留美学生会等。这些活动培养了顾维钧应对各种问题的能力。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很强的自信心。受此影响，顾维钧在进入外交界之后，虽然年纪很轻，但是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金光耀教授在重新阅读资料时发现顾维钧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外交私议》的文章，以往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顾维钧在该文中提到晚清外交时，指出中国缺少有胆识的外交家。顾维钧认为外交家不仅需要具备法学知识，还要足智足勇、处事果断。他指出当今世界虽有强权而无公理，但进行国际交涉时能用公理争强权，强权就不能一手遮天而抹杀公理。这体现了学习国际法对顾维钧从事外交的重要影响。顾维钧仅用7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本硕博，获得学位。年，北洋*府召顾维钧回国，当时正值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外交总长陆徵祥提出“办外交不可用外行”。所以顾维钧年仅24岁就出任总统英文秘书，并进入外交部工作。随后在27岁时担任中国驻美公使，31岁时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发言，34岁时担任外交总长。这对年轻人而言是难得的机遇，但能否抓住机遇，还得看个人的能力和禀赋。初露头角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有五位代表，其中顾维钧的资历最浅。若依此，不会轮到顾维钧发言。但当时事发突然，年1月28日中日辩论山东问题，其他四人或无准备，或临阵退缩。而对中日问题有研究的顾维钧当仁不让地挺身而出，为国家争公理，也为个人赢得了声誉。这次发言可谓顾维钧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首秀。
《东方杂志》刊登的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据当时的助手金问泗回忆，顾维钧最初演讲时十分紧张，但接下来就抛开一切，侃侃而谈。这场演讲仅持续半小时，顾维钧用词平实，但逻辑非常严密，有理有据，无懈可击，演讲稿已收录在《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中。这场演讲赢得了在场西方巨头们的称赞：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来与顾维钧握手致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BenjaminClemenceau）则将顾维钧和日本代表的辩论比作“猫戏老鼠”，称过程完全在顾维钧的掌控之中。巴黎和会这场演讲对顾维钧之后的外交生涯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金光耀教授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共同造就了这场载入史册的演讲。首先是“人和”。虽然这场演讲的实际准备时间只有不到24小时，但是顾维钧为这一刻的准备早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就已开始。在发言中顾维钧没有使用尖锐的词句怒斥对方，甚至不失风度地“感谢”日本将德国清除出山东，但他马上明确表示，绝不能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感谢”日本。除此之外，顾维钧的导师约翰·穆尔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后，聘用穆尔担任中国使馆的顾问。虽然受到了一些阻挠，但穆尔还是在幕后为顾维钧出谋划策。巴黎和会开始前，穆尔给顾维钧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租借地的备忘录，里面提到了山东问题，指出因为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的要求是没有法理依据的，等等。顾维钧的演讲中有一些话就来自穆尔的备忘录，因此金光耀教授认为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准备和穆尔在背后的推动可以称为“人和”。其次是“天时”，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在中国渐成潮流，改变不平等中外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顾维钧顺应了潮流，在国际舞台上率先发出中国的声音。至于“地利”，金光耀教授认为，顾维钧发言的场合占尽地理之便。“十人会议”召开的地点在塞纳河畔的法国外交部大楼，这里是欧洲外交的中心。当时美、英、法、意等几个“巨头”的首脑都在会场，国际媒体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