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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疫情引发的新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的紧要关头，人们反思危机的根源、导火线、传导机制、危机走势，都脱不开对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反思。我们今天研究12年前的金融危机，关键是为今天全球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找到答案、寻求出路。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找到有什么启示，就是“六个警惕”。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文章来源于“腾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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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疫情引发的新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的紧要关头，人们反思危机的根源、导火线、传导机制、危机走势，都脱不开对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反思。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过去了12年，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全球经济在遭受重创之后，进入了低增长、高风险的“新平庸”；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孤立主义抬头，英国“脱欧”，特朗普到处“退群”，“美国优先”政策大行其道；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新兴经济体话语权逐步提升；以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步伐加快。但是，影响世界经济的根本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斗转星移，12年时光转瞬即逝。这12年，全球经济经历了惊涛骇浪，也经历了短暂复苏的喜悦，欧债危机、美债危机阴影之下的世界经济复苏，美股经历了11年的“长牛”；12年前，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打倒最长年的投行，把全球经济打入谷底；金融市场的惊心动魄已经远去，12年后的今天，始料不及的新冠疫情降临，一棒子把11年的美股“长牛”，又把全球经济带入深渊。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12周年之际，我们需要深刻反思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总体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甚至文化原因。可以说，金融危机在什么时间爆发，以哪个银行出问题为契机，这有偶然性；但就危机爆发本身而言，有着一种必然性。美国之所以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根源于美国长期的经济政策，根源于美国华尔街的大金融家，根源于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根源于美国民众的消费方式。年“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美联储为避免经济衰退放松了货币政策，强力刺激房地产消费。这一刺激政策给经济带来繁荣，但也积累了泡沫，而泡沫没有不破灭的，这就出现了美国次级抵押市场危机。金融创新不但没有能分散和抑制风险，反而加重了风险，使次贷危机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一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这12年全球经济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一堂生动的金融学课。真不好说我们能赶上这两场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影响经济增长、抑制需求和就业固然是不幸之事，但是赶上了这些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分析它爆发的深层原因及传导机制，探讨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救市措施的成效与影响，也算是阅读了一本活生生的教材了。
我们今天研究12年前的金融危机，关键是为今天全球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找到答案、寻求出路。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找到有什么启示，就是“六个警惕”。
启示之一：警惕虚拟经济“过度化”和实体经济“空心化”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既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也有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要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出现良性互动，必须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但主要以金融衍生品为主组成的虚拟经济，其扩张的速度和规模，并不是始终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步。
我们已经知道，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虚拟经济“玩过火”了，其发展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美国的知识经济（被称作新经济）快速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IT产业如日中天，开始出现制造业的外移过程。美国经济已完全泡沫化，基本上依靠资产膨胀支撑。美国2/3至3/4的GDP增长，直接或间接依赖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繁荣。在储蓄率已是负数的情况下，美国的居民收入年增长3%，却对应着15%的房价增幅。这样的情况不能持续。房地产泡沫连同原先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而为一，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为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
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的危机，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本来，金融等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工具；但现在，实体经济成为已经“异化”了的虚拟经济的玩具。金融工具主要不是为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服务，而是为瓜分价值、创造虚拟价值服务。虚拟经济经常“玩过火”，经常处于背离实体经济的状态。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就显示了虚拟经济盲目扩张、过度背离的恶果。
美国实际是一个“金融帝国”“债务帝国”和产业“半空心化”的国家。美国现在GDP20万亿美元，但实体经济仅占5万亿美元，大部分都是虚拟经济带来的；而美国70%的就业人口逐渐转向了金融业、金融服务业及相关服务业。从这就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可见，在美国目前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处理。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既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也有力地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金融衍生品等组成的虚拟经济的扩张并非始终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步。年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就是虚拟经济盲目扩张的恶果。纵观后金融危机12年的历史，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实际是用虚拟经济的办法制止虚拟经济、用泡沫化的办法应对经济泡沫。
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仍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突出问题。虚拟经济己摆脱了实体经济的依赖而成为独立运行的经济系统，两者的偏离程度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在虚拟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规模的今天，不能再简单认为虚拟经济只是实体经济的附属。虚拟经济已成为影响实体经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并极有可能影响着实体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因此，必须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正确处理其与实体经济关系，以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启示之二：警惕高强度量化宽松的负面影响
年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总统以及他的后任特朗普，实际上都看到了美国面临实体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不断地呼吁并采取了相关的政策措施，呼唤“制造业回归”，企图将美国在海外的实体企业重回到美国。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要素成本高得多，尤其是人力资源成本。所以不仅奥巴马，还是特朗普关于增强美国实体经济实力的努力，均告失败。
在实体经济“空心化”、虚拟经济过度化的情况下，要保持“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通过量化宽松，通过大规模举债来进行，实质上是向全球征收铸币税。让美国经济“繁荣”，让美国国民收入高，让美国大众生活高水平，重要的支撑条件是大量资本回流。谁挡了资本回流的通道，就动用一切力量甚至武力清除他；谁敢不使用美元，谁就是美国的敌人！不管是萨达姆、卡扎菲这些强人，还是叙利亚、委内瑞拉这些国家，都是如此。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推出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再次祭起了印钞机的法宝，从年至年，6年时间，美联储推出了4轮量化宽松政策，共计增发4万亿美元，如今美联储为“抗疫”，抛出无限量量化宽松计划。量化宽松调控目标为长期低利率，国家央行持续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因为资本市场有暴利，谁会去实打实去搞实业？多数企业用钱去炒，去回购股票，而不是投资于实业。结果是虚拟经济以几何级数增长，规模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导致美国制造业进一步外流，制造业“回归”基本是空话。
应对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深入进入结构性调整和改革，解决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供需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各国国民收入结构等的矛盾。但是这些结构性问题是“慢药”，来得太慢，最快的办法是刺激需求，扩大流动性。所以量化宽松仍然是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是微调，而是“大水漫灌”。非常规的政策，不断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对降低市场利率及促进信贷市场恢复的作用不明显，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启示之三：警惕过度举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为了应对次贷危机，长期量化宽松的政策导致目前的全球债务水平和杠杆率高企，导致政府和市场的杠杆率都处于高位，而各国政府对风险的应对能力没有提高。金融危机“宿醉”未解，债务水平高企的危机感再次袭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告显示，年时全球债务创下了万亿美元的新高，这相当于全球GDP的%，这个数字比年时的前历史纪录高出12个百分点。这次美国更是拿出2.2万亿美元的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这不可避免地扩大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
3月26日的G20峰会，宣布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资金，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影响，动用现有一切政策工具，以最大程度降低此次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恢复全球增长。计划固然好，但关键会造成全球性债务的扩张，造成全球更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的压力。
在美国，长期低利率催生的股市泡沫、美国企业和家庭的高债务是当前最为脆弱的地方。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不确定性还在增长，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的形势下，这些脆弱的地方很可能成为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潜在引爆点，这里面藏着的高杠杆、高债务就像巨大的火药桶，随时因为一个不一定很大的偶然因素，可能就会被点燃，呈现蔓延势头，成为继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又一次金融危机。对此，“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各国头上，全球有识之士要特别地高度警觉。
启示之四：警惕“中国责任论”之类的西方国家“甩锅”
在年危机爆发之初，一些国家的官员和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因素造成的，特别是那些负有决策权的美国财经领导人更把造成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就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把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储蓄；时任财长盖特纳则指责“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试图对金融危机成因产生误导。这些言论都是推卸责任的“甩锅”。
今年的新冠疫情在美国蔓延后，美国一些政客为了转移民众注意力，为本身防控不力开脱，抛出所谓的“中国延误论”“中国担责论”。美方一些人处心积虑地把新冠病毒同中国相联系，不断对中国搞污名化。他们抛出“中国延误论”，抱怨中国信息不透明，隐瞒疫情；美国的领导人和头号外交官非常不负责任地在公开场合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断言疫情源于中国。近日，一些西方政客又祭出“中国担责论”“对华清算论”旗帜，声称要让中国“赔偿”经济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指责其没有及时分享疫情信息及提供防疫政策建议，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上述是“甩锅论”、“中国责任论”，和12年前的某些论调何其相似，这些奇谈怪论反映的都是零和博弈的思维顽症，实际上是为自己经济政策失误及监管不力开脱，也是为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寻找借口，是政治“甩锅”，妄图找“替罪羊”。
启示之五：警惕美国“转嫁”本国经济危机
因为今天的世界还是处在美元本位的时代，也是就是全世界都是基于美国国家信用为本位的时代。美国通过印钱，就可以从国外拿走商品，留下美元。而不用像新兴经济体国家那样，必须通过辛勤劳作赚取大量外汇，然后才能去购买所需的国外商品。现在美元有将近60%在海外，40%在美国国内。货币超发就会导致市场上所需要的货币量完全超过了实际使用需求，一旦供给过多，货币就会贬值，只不过货币的“价格”是以汇率的形式表现。当钱变得“不值钱”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而一旦货币贬值成为持续性趋势，国内外的投资者就会力求持有美元等外币资产用来保值。于是会使大量本币被兑换成外币，引发资本外流，引发严重的恶性通胀，人们的生活成本急剧抬升，经济增速放缓乃至停滞，倒闭潮和失业潮接踵而至。而一旦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它就开始加息，提高利率，全球美元都会往美国回流，各国货币都会被抛售，市场上的美元变得“稀缺”，美元自然就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贬值。
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刺激经济所采取的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让新兴经济体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品尝着输入性通胀、资产泡沫的苦果。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实际通过“印钞票”，来攫取别国的资源和资产，无限量量化宽松，就是无穷扩张资产负债表，就是恬不知耻地从全世界的储蓄者身上征收铸币税，就是从世界各地剧目的饭碗里抢饭给美国居民，就是从全世界股民双手护住的腰包里明里或暗里抢钱补贴美国资本市场。当发达国家恢复了元气，新兴经济体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却会出现放缓态势，资本再次流向纽约、伦敦股市，发达国家再次对欠发达国家“薅羊毛”。
启示之六：警惕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回潮
年金融风暴，本质上是美国模式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危机。当时美国学者就讲，美国金融风暴是资本主义一种特殊制度形式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作用的结果。由于金融管制的解除，没有了国家的密切监管，资本主义的金融部门就会出现内在的不稳定。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新自由主义不仅仅只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工具。新自由主义，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由于对治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起到了疗效，许多人认为它是万能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把这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念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这个体系也形成了极大影响。包括会计制度、市场评级体系、风险控制程序，乃至金融政策，甚至市场适用的语言、计价货币等，统统采用的是美国规则，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
对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检讨，除了追溯造成美国金融风暴的直接原因外，我们不能不指出，所谓“华盛顿共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导因。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其目的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其后，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由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这些共识包括十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有：实施利率市场化；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核心则是崇尚实施不加控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私有化。
“华盛顿共识”把不加控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切实际的美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能使资本、劳动力、价格、利率、汇率等等所有有关经济发展的因素各得其所，发挥出应有作用。“华盛顿共识”把“私有化”的好处绝对化，同时对“政府管制”说成绝对的坏，要求“放松政府管制”。因此，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对金融、对经济都缺少监管。
“华盛顿共识”提出后，美国及欧洲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把它吹捧为一切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准则，它成了全球经济主流的发展理念。“华盛顿共识”影响很大，影响到美国以外许许多多国家，以至于成为许多国家奉为经济治理的圭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秘鲁、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济都陷入困境，欧美部分经济学家仍归之于这些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贯彻不力。
深刻检讨年金融危机，可以看出，监管部门监管不力并且未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是危机失控的外在因素，是深层制度原因。美国多年来金融监管机构对次贷及各类衍生产品的发行规模和数量没有控制，监管力度的松懈以及对市场潜在金融风险的忽视，都是监管不力的表现。监管机构对市场评级机构监管不严，也导致了评级机构在对次贷相关产品评级时的主观性，造成评级失真，在问题出现后大范围调低次贷相关产品的评级时，极大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加深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最终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恐慌。从制度层面分析不难发现由于金融监管存在缺陷，不能及时准确的发现问题并尽早解决，而且监管力度也不够大，也是造成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到又一成因。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让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灯塔”，成了展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橱窗”。12年过去，这种展示还在继续。而且演出的剧目越来越精彩。今天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只是导火索，根源是全球经济、金融、社会的脆弱性。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12年过去了，美国欧洲主要靠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债务杠杆上升、居民财富差距拉大、社会撕裂、政治观点激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从金融周期的角度，这可能是一次总的清算，该来的迟早会来。遗憾的是，许多学者还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带有一定的迷信，相信它们是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的良方。
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乃至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出现，迫使人们重新认识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进一步破除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