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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违反对华武器禁运协议,连蒙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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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违反“对华武器禁运协议”,连蒙带骗向张作霖输送武器

昨天,我们讲到了日本陆军基于战略决策的考量,最终决定对张作霖实施援助,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讲一下日本陆军对张作霖援助武器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对华行动,受到了日本国内外政治、外交压力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以大正民主运动为社会背景,以军制改革为焦点,以出兵西伯利亚“无功而返”为直接原因,日本国内出现了批判军部的声浪。政党势力利用民意,在第45届帝国议会(年3月)上对军部大加批判后提出了军制改革案,要求改变军部对政治拥有干预权这一体制弊端。

面对社会和政党的压力,军部势力颇为狼狈。

但是就在其乏力应对时,政党内部出现了分裂,使得军部得以喘息并采取自我改革的方式避免了军制基础的覆灭。对军部持续的批判浪潮虽然没有能够最终瓦解“统帅权独立”等军制基础,却使陆军大大收敛了日俄战争以来的强势气焰。

再加上“华盛顿会议”后的国际环境压力,以及日本外务省“对华不干涉主义”对外声明的影响,日本陆军在制定对华政策以及实施对华行动的过程中,便不得不有所顾虑。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军的援张行动只能秘密进行。

年初,张作霖就曾向日本请求过援助,这一请求虽然遭到外务省的拒绝,却得到陆军省的支持。年1月,张作霖派杨宇霆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进行武器援助方面的交涉,但是遭到了日本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的拒绝。2月13日,张作霖又向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和关东军提出同样的请求,希望以“维护满蒙治安”的名义获得日本的武器援助。

此时日本陆军因国内政治压力的影响,无法直接出面处理此事,便将相关事务委托给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负责办理。在前往大连、途经奉天的3月9日,儿玉秀雄同张作霖就援助计划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儿玉向张作霖转达了宇垣一成的计划,称“为防万一,陆军将向旅顺或者其他口岸运输步枪2万杆、步枪弹万发、炮弹1.5万发,同时给奉天兵工厂以充分援助”。

作为交换,张作霖同意在“铺设铁路、鼓励日本实业发展、解决土地问题、取缔朝鲜动乱分子”等问题上给日本以便利。

协议达成后,日本陆军中央即以增加关东军武器储备为名,在4月15日前后向大连运送了三八式步枪杆、三〇式枪刺把、三八式步枪弹万发。

战争开始后,日本陆军虽然有意对奉军进行武器援助,但是外务省的反对使得武器援助活动进展并不顺利。日本陆军在4月15日已经通过满铁株式会社向东三省运送一部分武器并提供给奉军,但是已经运送的武器数量还不到儿玉和张作霖原定计划的一半。

年6月币原喜重郎开始担任日本外务大臣后,多次强调不得向中国各军阀进行武器援助,因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日本陆军对张作霖的援助活动无法进一步展开。张作霖多次派人催促后,儿玉在9月13日向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发电报表示/p>

本厅和关东军司令官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协商,认为战争开始后,应该在警备方面采取最充分的措施,以提前向本地补充兵器弹药为当务之急……之前贵官同意增加守备队武器弹药的储备,并已经向对方(张作霖)暗示了供给武器的数量,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数额,这样会失信于对方,在全局上,使对方怀疑我国的真意。鉴于此时时局之重大,当以充实守备军实力为理由,速速输送武器弹药至此。

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迟至9月13日,日本陆军还没有向张作霖提供原计划的另一部分武器。但是根据日本人的调查,当时奉系最大的兵工厂奉天兵工厂的生产力如下:德式步枪日产25杆、三八式步枪弹日产5万发、德式步枪弹日产3.5万发、日式野炮弹日产最多发。从数据看,日本陆军原打算提供的武器援助数量约等于奉天兵工厂半年多的生产总量,即便已经在4月15日前后交给奉军的武器,在数量上也已相当于奉天兵工厂(下图)三个月左右的产量。

儿玉替张作霖向宇垣一成索要武器的消息被币原获悉,后者即于9月12日致电宇垣一成,表示:“政府一直以来禁止对华武器出口,但是,鉴于最近中国的时局,难保不会有人借此机会向中国输出武器,所以,有必要采取特别严厉的取缔方针,望各部门向本部所属人员传达此意。”

同时又于9月16日致电儿玉,以严厉的态度表示“满蒙于我帝国自然有特殊关系,但中国之其他部分同我国也有重要利益关系。此际我国官宪如果偏向中国政界的某一派别,与中国各势力造成恩仇关系,则无异于将中日邦交的未来置于非常危险的地位,且将会使我帝国之威信失坠于世界,望阁下谅悉,慎重为念”。

币原的坚决态度进一步加重日本陆军向奉军提供武器的困难,而儿玉在币原的警告下也在对直奉战争问题上有所收敛。缺少了儿玉的出头,张作霖只好通过关东军向日本陆军中央请求武器。

9月25日,关东军参谋长在给陆军次官的电报中称“七月份就已经向参谋本部提出过给独立守备队增加新武器的的意见书。我处对守备队亲自检阅后,对此感触更深,而且鉴于中国之时局,增加新武器亦更加必要。为了完成其任务,望紧急添备武器”。

陆军中央经过研究后,即表示“鉴于中国时局,以增加独立守备队武器为名,借予之(关东军)一部分武器”。为了掩人耳目,陆军在官方往来文件中为守备队增添的武器包括机关枪、狙击炮、探照灯等,但是实际运输的武器远超过这些内容。

10月11日,陆军省指令陆军兵器厂和陆军运输部门,要求其向关东军紧急输送武器吨,包括三八步枪杆、枪刺把、步枪弹万发、炮弹发等。此即为儿玉与张作霖武器运送原计划的第二部分。

10月14日,陆军省再次指令兵器厂追加武器运输吨,其中包括三八式12厘米榴弹发、三八式15厘米榴弹0发、要塞攻击武器等。但是,由于运输船短缺,日本陆军中央方面迟至10月25日才将这批武器隐藏于商船内从门司港运送至大连。此次运输极为机密,为了骗过外务省,陆相宇垣一成、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可谓费尽心机。

宇垣一成一方面在往来的电报文件中记录少量的武器运输,一方面却在给白川义则的私信中说“自己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以实现之前交付武器的事情,但是此事很有可能会引起重大的内政变故,尚在努力奔走”。关东军方面则派松井七夫告诉驻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我等交付武器一事,望君不做报告”,船津对此表示“将来发生问题我会说自己完全不知情”。儿玉秀雄明知陆军已经着手向奉军提供武器,但为了将戏做足,依然在10月24日向日本首相加藤高明发送电报,要求日本对张作霖进行武器援助,称“张作霖为维持治安恳请日本提供武器援助,其心诚可同情”。被蒙在鼓里的加藤在回复儿玉的电报中表示:“虽然对张表示同情,但是援助武器确为困难,虽然遗憾,唯有拒绝。”

日本政府极力反对向东三省运送武器的原因在于,它违反了列强在年签订的“对华武器禁运协议”,违反日本政府标榜的“对华不干涉政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大规模武器运输活动太容易被英美人发觉,给日本造成外交上的麻烦。所以加藤高明和币原喜重郎极力反对陆军以“增加守备队武器储备”的名义向东三省运输武器。

但是,此时陆军中央与关东厅、关东军联合援助张作霖,意志坚定,对外务省连蒙带骗,使币原的反对没有发挥作用。用于援张的武器很快就被转运到奉天。运送武器的任务完成后,白川义则在给宇垣一成的信中表示:“我方将第一批移送到铁岭的步枪弹万发巧妙地转运到了奉天,第二批万发子弹在运送的途中经过奉天时,随同另外发山炮弹被秘密留在了奉天”。

如此,加上年4月份所输送武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日本陆军秘密供给奉军的军火至少包括步枪1万杆、枪刺1万把,步枪弹0万发,各类炮弹数千发。向奉军提供武器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陆军对奉张最有力、最直接的援助,对于奉张取得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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