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战准备不足，国内孤立主义盛行
首先，从军事上看，美国的介入战争的准备还不充分，特别是其陆、空军力量的相对薄弱更使美国在短时间内不能也不会参战。有关材料显示，在年9月二战正式打响前，美国虽有强大的海军，但陆军力量却十分弱小，全国仅有19万人的正规军，国民警卫队也只有20万人。空军当时尚隶属于陆军，还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只拥有架作战飞机。就技术兵器和武器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美国空军还不如英、德。
即使到了年6月0日，美国陆军的人数也只有26万9千人，其中空军只有4万千人。显然，以这样的军事实力，美国即便有参战的愿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力不从心的。
其次，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二战爆发前美国国内普遍的和平主义思潮和顽固的孤立主义势力，对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有重大的掣肘作用，使美国不可能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参战。
美国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长期以来其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十分强大，特别是在美国可能卷入一场世界战争时尤其如此。孤立主义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参议员范登堡、纳埃、波拉等人。
他们认为：美国有两洋天险，经济实力强大，任何外来危险都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主张美国不卷入欧洲或国际纠纷，但仍须执行门罗主义以控制“后院”。在对待和处理欧洲事务方面，罗斯福总统关于修改《中立法》中有关武器禁运条款的要求，也遭到孤立主义势力的拒绝。
孤立主义势力在年2月还设立了以参议员纳埃为首的“纳埃军火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美国卷入上次大战的情况。该委员会引用大量机密文件证明：正是美国的金融财阀、军火商与英、法勾结，卷入欧洲争端，从而把美国拖进了战争漩涡。纳埃在全美各地发表演讲，大声疾呼说：“上次大战，我们的参战目标半点也没有达到。我们做到的只是不惜重大的生命牺牲，让银行老板不愁收不回债款罢了。”
后在年春夏美国国会就是否取消武器禁运而展开的激烈辩论中，孤立派又占了上风。6月0日，美众议院通过了继续对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的提案。7月6日，参议院则通过决议把关于修改《中立法》的辩论推迟到国会下届会期内进行。
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上述决定明白无误地向世人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即美国不愿参加一场远离美国本土的海外战争。不难理解，一个害怕因军火贸易而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国会，是绝不会主动让美国参战的。对于这样一个决议，罗斯福总统认为这只能是“给予希特勒一个明确的鼓励。”
在确认这一消息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十分高兴地说：“最近罗斯福的政策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遭受的挫折，又一次把美国含糊不定的态度明白无误地公诸于世。如果不列颠绝对肯定地指望发生冲突时美国给予合作，那它的希望就太过分了。”
正因为美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强大，美国务卿赫尔后来在8年回忆罗斯福第一任期中的情况时说：“那时在与孤立主义浪潮进行的斗争中，没有成功的希望，也不可能有所得”。
赫尔
美国内知识阶层普遍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上了欧洲那帮“坏家伙”的当。和平主义的反战小说，一时间充斥美国市场，如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军人》、海明威的《告别干戈》、马克斯威尔·安德森的《胜利的荣誉值几个钱？》等。
甚至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也开展征集万人的签名运动，竭力主张要说服国会必须制订更多的中立法案。广大美国人民则认为，“卷入上次战争已铸成大错，决不应该重演。”
所以德国驻美代办在年8月28日发给柏林的报告中十分乐观的指出：“由于对世界大战记忆犹新，因此，就美国人民中的广大群众来说，对德国的敌视态度尚未转化为在积极参战的意义上进行干涉的准备状态。”
再次，从经济方面来看，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但要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将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把经济潜力转化为现实军事力量尚须假以时日。年，托姆森多次向柏林报告：“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要使美国的工业立足于战争，需要好几年”。
最后，从世界范围来看，作为两洋国家的美国，在二战爆发前与日本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形成牵制。日美两国的矛盾在华盛顿会议以美国胜利而告终之际就已公开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激化。
对美国怀恨在心的日本，从此开始把以美国作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南进”政策，作为其基本国策予以确认，而将“北进”暂时放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年2月，日本在修改帝国国防方针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把美国列为了第一个假想敌国。
年9月18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既标志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日本开始了它用独占政策来取代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武力征服过程。年1月，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进攻，次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入中国的热河，进攻华北，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略中国。
日军在中国侵略行动的屡屡得手，使其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对抗。年，日本宣布废除海军军备条约，年1月又退出伦敦裁军会议。日本脱离华盛顿、伦敦条约，严重地冲击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意味着日本与美欧列强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美日在争霸以中国为核心的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斗争中已呈现出迎头相撞之势。
特别是年德国和日本为了使英法美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而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意大利加入而形成“柏林一罗马一东京轴心”。这就使得美国从此面对的不再是单枪匹马、单挑独斗的日本，而是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受到的压力和威胁比此前增大了许多。
对此，当时美驻日大使格鲁曾说：“在三国同盟已经订立的今天，我们再不能把日本看做是一个国家或当做一个国家去对待了。日本是一个集团的成员之一。我们必须以对这个集体的态度作为对待日本的态度”。
基于上述分析，纳粹德国制订的对美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利用一切手段，包括讹诈、煽动、挑拨、收买、威慑等，加强美国孤立主义的倾向，捆住罗斯福的手脚，在必要时可以为了大局做出一些局部的退让和妥协，甚至不惜以牺牲“帝国的荣誉和尊严”为代价来保持“忍耐和克制。”
要尽一切可能避免和美国发生可能会恶化两国关系的意外事件和冲突，以免刺激美国和给美国介入欧战提供口实和借口，从而为德国利用其在军备方面的暂时和相对的优势，用连续的闪击作战各个击破欧洲主要对手赢得宝贵的在一定意义上对德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时间，同时也为其实现最终称霸整个世界的侵略计划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战的历史进程表明，这一战略贯穿了德国对美外交的始终。虽然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做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来看，该战略的实施并没有达到其既定的目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