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列强对华的协同侵略和北洋军 [复制链接]

巴黎和会初步构筑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即“凡尔赛体系”。但是“凡尔赛体系”只是暂时调整了资本主义列强在西方的关系，对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却没有给予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其他列强在欧洲忙于战争的会，大力向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势力，造成了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状态。之后的巴黎和会又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巩固了它在中国的地位。日本的这种独霸优势加剧了列强间、尤其是日美之间的利害冲突。大战期间，美国就已成为日本争夺中国的主要对手。战后，美国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更加不能容忍日本独霸中国。英国原来就是侵略中国的主角，在中国拥有最大的利益，战后卷土重来，英日之间也发生了尖锐矛盾。在这种形势下，美、英等国希望重新调整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秩序，对该地区的利益进行再分配。

最初，美国曾企图依恃自己的经济优势，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的年7月，美国就提议组织美、日、英、法新四国银行团，共同承揽中国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借款，希望借此打破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年6月，美国重新倡议组织新四国银行团。10月，新四国银行协定在纽约正式签字。美国在新银行团中占据优势，美国公使在致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出，新银行团“应得预问”中国财政收支和官吏任用，并有“查账之权”。但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同时由于四国之间，尤其是美、之间存在尖锐矛盾，新银行团无法顺利地进行工作，美国的预期目的因此也就难以实现。美国于是提议召开华盛顿会议。

年11月至年2月，美、英、日、法、意、荷、葡、比八国与中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是西方各国根据战后力量对比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一次再分割。会上，各国展开了激烈斗争。经过讨价还价，美、、日、法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即《四国条约》。条约规定，四国互相尊重在太平洋上岛屿属地的权益，废除年缔结的英日同盟。美、英日、法、意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海军协定。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主力舰的吨位比例为5:5:3:1.75:1.75。通过这两个条约，英日同盟被拆散，美国获得了与英国同等的海军强国的地位，日本的力量受到削弱和限制。

华盛顿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中国问题，中国是各国在远东争夺的焦点。中国代表团对此次会议抱有很大希望，在会上提出了处理中外关系的“十项原则”。一方面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并希望归还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实行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撤废各国在华邮局、撤退各国在华无线电台以及解决外国在华军警、有关中国成约问题等。一方面声称完全赞同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希望以此得到美国的帮助。

会议着重讨论了山东问题。美、英为了改变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日本反对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极力坚持在会外由中日直接交涉解决。美、英又迫使日本同意他们的代表以观察员资格参加中日谈判。在美、英的压力下，日本被迫于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由中国全部开放为商埠，准许外人在区域内自由居住、经营工商业及其他职业；日军撤出山东；胶济铁路由中国以.万金马克赎回，在路价未偿清前，中国须任用一日人为务长，一日人为会计长。该条约并没有使中国完全收回山东主权，胶也只是由被日本独占改变为面向各国开放的商埠，原胶济铁路仍为日本控制。会议因受日本抵制没有讨论废除“二十一条”问题，但迫于中国人民的压力和各国舆论的压力，日本被迫于年2月向会议发表宣言，同意放弃“二十一条”中的某些条款。会议还讨论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其他问题，但均无实质性结果。

年2月6日，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各国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公约》宣称“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这只是一句空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警、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势力范围等项要求，一概未列入公约。实际上，《公约》的发点是要变中国为列强共同的殖民地。它规定要“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任何一国“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等。《九国公约》的签订，打破了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状态，又使中国回到了受列强共同支配、协同侵略的局面。华盛顿会议是继凡尔赛会议后的又一次由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它和巴黎和会一起，构筑起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表现在中国问题上，华盛顿会议是帝国主义各国对其在华侵略权益进行再瓜分、再分配的一次会议；“华盛顿体系”确认的是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协同侵略”的新秩序，美、英、日成为了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

中国的半殖民地局面继续续甚至进一步加深。受华盛顿会议及其确立的帝国主义对华“协同侵略”新秩序的影响，中国的军阀争斗更加激烈，军阀统治更加黑暗。当然，中国外交自身的角度看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并非一无所得，也争回了量的权益。如山东的部分主权被收回，日本被迫同意放弃“二十一条”的部分条款等。究其根本原因，这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努力争的结果。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不断高涨及其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反侵略决心是任何侵略者都不能轻视的。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系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明争暗斗不断。加之列强的在华利益与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利益紧密相连，列强在华利益上的矛盾和斗争又加剧了北军阀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军阀之间的不断争斗和战争，成为了北洋军阀统治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这在袁世凯死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激化的是直皖矛盾。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时期，直系与皖系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尤其是段祺瑞的参战决定和政策不仅激化了直皖矛盾，也加剧了皖系与奉系、西南军阀的矛盾。直系军阀乃与奉系军阀、西南军阀结成反皖军事同盟，积极进行倒段活动。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矛头之一便是指向当时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而直系军阀也趁火打劫，反对皖系。皖系军阀一时间成为了众矢之的。段祺瑞对直系的攻击进行了反击，年冬策划安福系倒阁（当时的内阁总理是与直系有密切关的靳云鹏），继而准备武力解决直系的长江三省督军。直系针锋相对，锟于年4月在保定召集了直、苏、鄂、赣、豫、奉、吉、黑八省联盟会议以对抗皖系；吴佩孚于5月领兵从湖南进入湖北，并通电要求驱逐皖系将领徐铮、解散安福俱乐部。7月，倾向直系的总统徐世昌在直、奉两系的压力下免去了徐树铮所任要职。于是，皖系决定对直系发动战争。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召开阁员及军政首脑联席特别会议，发出声讨曹锟、吴佩孚等人的通电，并胁迫徐世昌免去曹、吴之职。随后又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开始战争动员。曹锟则在天津举行誓师大会，将所部定名为“讨贼军”，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这时奉系张作霖也率军入关，通电讨伐段祺瑞。年7月14日，直、皖双方正式接火，在京奉铁路沿线的杨村一带和京汉铁路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作战，双方各投入近10万兵力。直军和奉军分别在西面、东面与皖系军队作战，客观上形成了两线夹击皖军的态势。